他活在了几乎每一位中国女性的生命进程里，他的医学贡献成为了那些流传在女性之间的好消息——宫颈癌实现了全国筛查，痛经有了办法治疗，尿失禁能做手术修复，许多妇科疾病不再需要开腹手术，腹腔镜下就能解决了……还有一种女性对自我的新认知：不必忍受痛经，不必为产后漏尿感到痛苦，没有那么多「女人就该如此」，很多问题，医生都有办法。
文｜李斐然
编辑｜张跃
摄影｜尹夕远（除特殊标记外）
一厘米的进步
这是一台此前从未有中国医生做过的手术。
身患晚期卵巢癌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，即将为她执行手术的医生叫吴葆桢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，也是中国卵巢癌研究最早的开创者。
第一次来看病时，卵巢癌病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走着进入诊室，这是当时很多中国妇科医生都见到过的场景。因为卵巢上没有感觉神经，所以早期很难发现，肿瘤在盆腔深处肆意疯长。一开始肚子不痛，月经没影响，等它让人察觉到的时候，肿瘤早已长满了整个腹盆腔，腹水涨了一肚子，躺着疼，坐着疼，走路也疼，70%的病人发现已是晚期，70%的死亡率。
早年间，医学不知道卵巢癌该如何治，没人会手术，也没有化疗方案。吴葆桢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的老协和，回国后，他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卵巢癌专业团队，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手术。他带着卵巢癌小组的其他医生看了很多文献，他很确定，手术是应对卵巢癌的重要方式，成功的手术不仅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痛苦，还可以有效地延长生存期。
原则上，妇科医生只负责盆腔部分的手术，但卵巢癌最大的问题是，发现时大多已经转移累及其他脏器，需要请其他学科帮忙，累及肝脏、肠道找普通外科，但当时的外科大夫根本不接受吴葆桢的治疗理念。他们的意见是放弃，「已经满处转移了，何必还要做手术？」辛辛苦苦折腾一天，也改变不了最终结局。
但吴葆桢不管这些。在协和，他一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骑着哈雷摩托来上班，花衬衣，牛仔裤，医院。他的妻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，妻子演出时，吴葆桢会把剧院前两排的座位都包下来，放满鲜花，自己坐在中间，好让心上人注意到他。他还喜欢读武侠小说，一度想组织协和妇产科的年轻人翻译武侠小说，来提升英语水平。
他立志要攻克卵巢癌，没有人帮忙，他就带着卵巢癌小组的另外两名医生自己研究出路。
年，中国第一台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」医院的手术室进行。没有任何经验、文献可以参照，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次尝试。
吴葆桢的刀尖在患者腹部中央划开一道切口，手术开始。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尖刀刚进腹腔就卡住了。无影灯下，肿瘤密布在患者的盆腹腔里面，到处都是癌细胞，肝脏、脾脏、肾脏的周围，大网膜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变成一块厚厚的饼。刀锋无从下落，弄一下肠子破了，弄一下瘤子破了。但手术又必须做得彻底，因为「彻底性」是检验这台手术成色的重要指标，「彻底性」分为部分切除、大部切除、基本切除，最好的结果是肿瘤细胞减灭到1厘米以下，叫做切除干净，这样的手术被定义为「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」。
医生们最终选择一粒一粒地把肿瘤剥下来，卵巢癌手术也成了妇产科最漫长的手术。吴葆桢经常一台手术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，最长的一次连续做了12个小时，把肿瘤一粒一粒剥下来。手术中他们吃不上饭，中间只能由护士从口罩的边缘帮他们用吸管喝两口牛奶。因为手术台上需要长时间高度集中精力，几乎每个年轻医生都有晕台的记录。
有时，外科的同事早上过来帮忙，下午去做自己的手术，手术做完后回来，发现吴葆桢他们还站在台上忙着。还有好多次做手术等外科，外科大夫来了直摇头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。等他们一转身，吴葆桢对自己科里的大夫喊话：「弟兄们，上啊！」
吴葆桢喜欢用陆游的诗来勉励自己，卵巢癌手术是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后来，困局中真让他们找到了入口——不管粘连得多厉害，腹膜后还是有一个空间容得下手术刀，血管也能看得清楚，于是，他们从侧面腹膜进去，把肠子上的大块肿瘤直接端出来，再一点一点地把肿瘤从肠子上剔下来，这是一个针对巨大肿瘤非常管用的手术方式。因为这个动作像在卷地毯，后来他们还给这个方法命名为「卷地毯式」。
改变就在向前一点点「卷地毯」时发生了。肿瘤减灭到两厘米的时候，生存期开始延长；肿瘤减灭至一厘米，生存期明显改善；肿瘤减灭到一厘米以下，病人的生存结局有可能彻底改变。现在，他们已经能做到肿瘤减灭至肉眼无残留，彻底性切除干净。尽管进步缓慢，但卵巢癌的结局开始有了转机。
一粒一粒切肿瘤，曾有人说，卵巢癌手术太不划算了，「只有一厘米的医学进步」。但吴葆桢有一种信念，他常常告诫年轻医生，「卵巢癌手术的最大失误是不做手术！」对病人来说，每一厘米的进展都是有意义的，「消灭一点，舒服一点；消灭得多，舒服得多；彻底消灭，彻底舒服。」
听到吴葆桢告诫的年轻医生中就有郎景和。作为卵巢癌小组的主要成员，郎景和也参加了那台中国历史上第一例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」。在那台手术结束后的若干年里，接过前辈衣钵的他活在了几乎每一位中国女性的生命进程里，他的医学贡献成为了那些流传在女性之间的好消息——宫颈癌实现了全国筛查，痛经有了办法治疗，尿失禁能做手术修复，许多妇科疾病不再需要开腹手术，腹腔镜下就能解决了……还有一种女性对自我的新认知：不必忍受痛经，不必为产后漏尿感到痛苦，没有那么多「女人就该如此」，很多问题，医生都有办法。
郎景和
她不疼了
郎景和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医院，是协和的第一批东北人。当时协和的医生大多来自上海，医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，日常生活通用语言是上海话。不会讲上海话的人很难听懂主管大夫的查房，没法执行医嘱，因此，报志愿的时候，东北来的同学大多报了边缘科室，只有郎景和胆子大，「我不管那些，第一志愿外科，第二志愿内科，第三志愿妇产科，都是协和最厉害的。」
最后，时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林巧稚选中了他。当时的协和妇产科没有晋升制度，没有副主任医师、主治大夫这种说法，所有人都是住院大夫，一当就是十几年。
所有新人进入协和妇产科，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「泡病房」。「每天24小时值班制，也就是说，医院里头，每天晚上12点以后才能去吃饭。你得看着你的病人。」泡完三年病房，到第四第五年，年轻医生们才开始参与大量的手术。郎景和说，这个过程是辛苦的，「但是很重要」，因为，密集的临床工作不仅让年轻的医生们迅速积累经验，培养了知识和技术，也培养了对病人的责任心，「它把一个大夫培养起来了」。
有人评价郎景和是「天生的外科医生」，因为手术台上的他从来不慌，即便只是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他也不怕，他会很谨慎、很稳，从来不慌。有国外医生送给了林巧稚一台腹腔镜，在那个年代的中国，这是谁也没见过的仪器，林巧稚就交给了郎景和，让他去摸索。
腹腔镜手术创伤小，适用于很多女性疾病。在它出现之前，几乎所有的妇科手术都需要开腹，即便是最基本的黄体破裂，也要做开腹手术，打开肚子做一个小时还做不完，但如果用腹腔镜，30分钟就能处理完，伤口也很小。
学习使用腹腔镜的过程，全靠自己。郎景和与其他同事一起看书，研究怎么用它做手术，一点一点摸索，「当时我们就弄一块黑布，把这个镜子放进去，练习怎么做动作，抓花生米，抓豆子，看看能不能抓得住，怎么能把它取出来，包括怎么缝线、怎么接针，这些过程里的细节都得自己摸索。」
同样是在年，郎景和不仅亲历了中国第一例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」，还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腹腔镜下的妇科手术。那一年，「文革」之后的第一次妇产科大会举行，郎景和提交了「腹腔镜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」，中国妇产科手术的临床报告中，第一次有了关于腹腔镜的记录。
此后的10年，腹腔镜在妇科临床的应用越来越深入。从做简单的诊断到输卵管结扎，慢慢地可以分解粘连，后来，小的囊肿也可以做了，年，郎景和已经能完成腹腔镜下的子宫切除了。当时，医院分管医疗的副院长，医疗纠纷打官司，医疗设备出问题，包括停电，电话都会打到医务处，问：「郎院长，怎么停电了？」但无论事务多么繁杂，他每周都会回妇产科做手术。
「我喜欢开刀，我最喜欢穿着手术衣，在手术室里做手术。因为在手术室里，只有庄重和神圣。你有一种真正的神圣感。」直至今天，他的办公室墙上仍然挂着一副字，那是他的信念：「外科解剖刀就是剑。」
即便是下了手术，他也会在办公室补写手术笔记，常常弄到很晚才回家。妻子经常因此开他的玩笑，「你是为了不做晚饭才这样的，对吧？」
华桂茹是郎景和的妻子，她和郎景和一起大学毕业后进入协和，后来是协和康复医学科的医生，也当了20年科主任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与他们同期进入协和的同学，有的进入仕途，有的下海赚钱，还有「出国热」，医学院里几乎每个宿舍都在备考托福和GRE。那是一个充满转机的时代，华桂茹也想过劝丈夫离开妇产科，但每次做完手术回来，他好像不会累一样，一回家就兴奋地跟她分享，讲他们手术中遇到了多么大的难关，怎么应对大出血，损伤神经怎么办，吴葆桢是怎么带着大家化险为夷的，一直讲个不停。后来，她打消了主意，自己的丈夫应当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。
年3月3日，吴葆桢因患肺癌去世，年仅63岁。临终前，他和郎景和谈了一次话，妇产科有很多研究刚开了头，需要一个人带着大家往前走，希望郎景和能回到科室，接手这件事。
郎景和（左一）与吴葆桢（左二）医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