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鲁冲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（年03月11日05版）
2月29日凌晨，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，护士们在护理病人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/摄
2月29日凌晨，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外，护士们在工作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/摄
2月29日凌晨，医院负压ICU隔离病房，护士们帮一位昏迷的新冠肺炎病人翻身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/摄
室内气压比室外低了5帕。
保持低气压，目的只有一个：隔离。空气只能自外向内流动，室内的带*气体不会流到外面。
负压病房，是年SARS疫情之后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《SARS的医院感染控制指南》中推荐的隔离救治的最优选择。武汉医院医院，所有病房均为负压病房。
这样的病房，在医院只有两间，位于重症医学科。每间病房里，一张病床，一个安静的病人。医院近千名此类病人里病情最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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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ICU（重症监护室）设计之初，就会设计两间可以正负压切换的隔离病房，功能就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。”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说，医院会有负压病房，但数量很少。医院，只是在年用这两间病房收治过H7N9型禽流感病人。
“这种病例不会突然来那么多，医院不是以承担这类职责为主，医院就没有必要去成立这么多的负压隔离病房。”范学朋告诉记者，“平时不太会去用它，（除非）碰到一些特殊的病人，比如遇到很厉害的耐药菌，因为担心感染别人。”
但在年之初的武汉，新冠肺炎病人出现了几万例。2月11日起，医院成了临时医院之一。
2月29日凌晨，范学朋去负压病房上班时，病房里住着两个新冠肺炎病人。医院唯一一台EMCO（人工膜肺）机器也在那儿开着，用于暂时替代一位病人撑不住的肺。
从他所住的宾馆出发，只需步行穿过利济北路，医院的门诊楼。门口的利济北路公交车站，最近只有“防疫交通保障车”停在站台边，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。
“医院容易多了。”范学朋说。往常那医院像是消失了。利济北路不再被求医者堵得水泄不通，十字路口每天喊着“别挡路”的交警安静了，医院门口叫卖“包治百病”神药的老头儿也不见了。
没什么特殊的事儿，没人愿意路过这里。门诊楼大厅里空空荡荡，自助挂号机歇了，取药窗口关了。只有清洁区的“物资领取处”，有人穿隔离衣站着。范学朋领过防护物资，在缓冲区把自己包裹成只露着眼睛的“企鹅”，就往污染区走去。
夜色漆黑，透过病房外走廊上的窗户，只能够看到远处高楼上零星的灯光。
凌晨1点50分，范学朋进了污染区，提前了10分钟，拉门而入的响声，把护士郑旭旺吓了一跳。
负压病房里，负责为两位病人做护理是4位护士。郑旭旺是4位护士中唯一的男性，时刻保持着对病房里异响的警觉，因为这里是重症监护室，异响可能意味着危险。他在ICU做了6年护士，熟悉病房里的声音：空气净化器的“呼呼”、脚上塑料袋的“沙沙”、心电监护仪的“嘀嘀”，尤其是各种仪器发出的高频的报警声。
范学朋打开那扇铅门，进入这低气压之地。铅门内，57岁的方梅英（化名）身上插着5根管子，包括直入肺部的一根气管；73岁的张小兰（化名）身上插着7根，多出来的两根，正连接着ECMO。
她们一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如果醒来，会透过一面透明的玻璃望见另一个房间里的对方——每一个医生和护士都期待她们醒来。
事实上，病人的名字有时候会被一次次喊起。范学朋查房时会做一件事：一边拍病人的肩膀，一边喊病人的姓名。即使对方没有反应，他也会打开手电筒，在病人眼睛上晃一晃，看瞳孔的对光反应。
他知道，救治这种病情危重的肺炎病人，成功率并不高。“我们希望能够给她争取一个机会。”范学朋说，“ECMO没有治疗作用，什么时候好了，能撤（ECMO）取决于肺。”
这天凌晨4点40分，他们为张小兰翻了一次身。张小兰有些胖，他们费力地提起垫被，把一个枕头塞在张小兰的背下。翻身，也是为了避免压疮，减少感染的可能性。
“哎，她有点儿醒了！”护士程诗雨突然说，“脚有点动，范主任！”她掀开盖在张小兰脚上的被子时，第一次看到这个病人有身体上的反应。范学朋转身瞅向床尾。郑旭旺也说：“眼睛睁了！”
“嘀嘀嘀”响着的监护仪上，张小兰的血氧饱和度从99%下降至95%，而后又回到了99%。
翻身结束后，范学朋弯下腰凑近看着张小兰：“婆婆，坚持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听到没有……张小兰，听到没有？”
没有反应。
“记得睡觉，现在睡觉是你的主要任务。”郑旭旺嘱咐这个不会回答的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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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而言，与几天前相比，张小兰病情已经稳定许多。
范学朋记得，2月25日那天，医院本决定给一位64岁的新冠肺炎病人上ECMO。这位病人即使做了气管插管，血氧饱和度也只能够维持在80%左右。
那天下午，一台ECMO医院，这是医院里唯一的。为病人上ECMO所需的配套医疗设备，医院借。“在非疫情期间打个电话给人家，可以送货的。现在都买不到了，武汉都断货了。”范学朋和护士长东拼西凑：用于穿刺的导医院借来的，扩张鞘医院借来的，ACT血凝监测仪是从医院借来的。
但等到2月26日，医院发现73岁的张小兰“情况更糟糕”，已经被下过病危通知。
“给她纯氧，血氧饱和度也只有60%，上不去。”范学朋说，此前那位64岁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升至90%左右，医院决定要给张小兰做，“她不做立刻就会走了！”
“只有一台ECMO，只能选择更重的一个。”他说。
2月26日下午2点左右，上ECMO所需的静脉置管手术，在没有无影灯的这间负压病房里开始了。
程诗雨站在病房一角，往医生们手里递送手术器械。郑旭旺下班路过，看到病房里乌压压全是人。许多护士第一次见到ECMO的实战操作，前来学习。5位医生在蒙了一层水雾的护目镜后，花了约6个小时才完成这次手术。
后来，张小兰的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9%左右，只是一直昏迷不醒。护士们用橡胶手套吹起一个气球，于是一只“胖手”向上撑着气管，向下垫在张小兰的头边，以免管道对她造成压疮。不知是谁，在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，写了“加油”二字。
两位病人都是2月26医院其他病区转进来的，身上都连着管子，接着不同仪器。“没有这些，可能就没办法维持身体的运转。”郑旭旺说。
透明的，被一颗红色螺丝固定在嘴边的是气管插管；*色的，从鼻腔进入为病人补给营养的是鼻肠管；红色的，连接ECMO的是两根静脉置管；还有帮助病人排尿的尿管，用来实时监测血压的动脉留置针管，以及一根用来输液的中心静脉置管。
红色的那两根管子，是病房里少有的可以感受到温热的管子，里面流着病人的血液。
郑旭旺观察过，从病人身体流出的血液是暗红色，进入ECMO再流出之后，血液会变得鲜红。张小兰的肺被病*感染后，功能丧失，床边的ECMO暂时替代了她的肺，帮忙清理掉血液中的二氧化碳，再将氧合的血液送回身体。
“我们在和死神打一场‘拉锯战’。”郑旭旺说，“这些管子和仪器就是我们的武器。”
但范学朋知道，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，住进负压病房，用上ECMO，都只是在“buytime（争取时间）”——让昏迷中的病人，有更多时间抵抗死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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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间“VIP病房”，其实在1月初就收治过“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”。
医院排查出本院第一例“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”，是在1月2日晚上。该院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告诉记者，之后各科开始对排查出的病人进行相对的隔离。病情稍重的就转移到负压病房。
当时，医院还没医院。“当时主要做的是确诊病人，然后等待转诊（医院）。后来发现转诊流程不通，转不出去以后，我们1月12日就迅速地扩大我们的病区了。”范学朋告诉记者，“开了12张床以后，不行，又开了一个17张床的病区，又过了两天觉得还不行，我们就开了一个43张床的病区。”
1月10日左右，医院注意到“家庭聚集性病例”的出现，并保持着对这种疾病的警惕。当天，罗医院的第一个隔离病区，“把这种病人集中在那地方进行观察，和普通病人分开。”
两间负压病房里，病人来来往往，有医院——医院，有的转入本院的隔离病区。医院重症医学科还派出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支援医院。后来，为了集中人力管理更多的病人，两间负压病房一度被清空了。
那时，医院医院，但一直收治着无法转出的新冠肺炎病人。郑旭旺在污染区上班许多天，一直没跟父母说。除夕夜，他也是和新冠肺炎病人一起度过的。
他记得自己护理过一位在华南海鲜市场卖螃蟹的老板娘，还开玩笑说：“等你好了，我们到那边儿去，你要给我们优惠一点儿。”后来，那位老板娘转去了医院，再后来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。
除夕夜，郑旭旺的一位大学同学发烧，烧到38.4℃，医院发热门诊就诊。但门诊病人实在太多，“那边护士根本忙不过来”，他那位已经多年未做过护理的同学，干起了“临时护士”，帮忙换药，安抚人们的情绪。
同一天，范学朋带着医疗队和自备的防护物资对医院，他们在一个由妇产科病房改成的传染病病房里，陷入了“所有的设备都不熟、都不足”的境地，起初“连棉签在哪里都不知道”。
30个等待吸氧的病人等在那里，需要30个减压阀，但只有5个，呼吸机也不足，范学朋只好“从本院不停地要，医院筹集”。他记得，有一个医生撑了24个小时，出来吃了一次饭，喝了一次水，去了一次洗手间，又进去了。
范学朋已经许多年没有过这种昼夜不休、黑白颠倒的日子了。医院陷入疫情的泥潭。武汉医院，病床不超过张。后来，中央指导组成员、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表示，武汉疫情高峰时，每天新增张床位需求，“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挑战”。
2月6日，范学朋带着45人的医疗队去医院医院，那里当时尚未完工，还是一个需要穿着深筒胶鞋，蹚过泥水进入的地方。病房里除了一张床，其他物品都需要自己去仓库搬，范学朋将这个过程比喻为“开荒”。
他在这里遇到最尴尬的一幕是，2月8日晚上，当转医院门口时，病房里突然停电了，等了十几分钟又来电了。首批病人入住时，因为工期紧张，还有地方在漏水。
“中间还停过氧气。”范学朋说，他们不得不先去拖了七八个氧气罐。
等到医院也被征用为新型冠状医院后，范学朋被调回本院。
医院当天宣布“门诊停诊”，非新冠肺炎病人医院，医护人员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。医院花了30多个小时，腾空了整座外科楼。外科楼从6楼至20楼，眼科、儿科、骨科、妇产科，统统成了“感染科”。多名医护人员上了一线。
2月12日，医院准备出28个感染病区的张床来收治病人，这些床位3天时间就满了，重症病人达到45%。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说，因为床位紧张，没能给求床位的朋友安排上住院，“得罪了不少人。”
开科收病人那天，郑旭旺觉得特别累。他说，回去睡觉时，仍然梦见在“收病人”。他梦见一个病人，死活不给身份信息。“我追着他要，然后他跑了，跑着跑着我就醒了。”
医院火爆的皮肤科门诊，成为外地医疗队的办公区。来自江苏、天津等5个地区的名医疗队员分到了这里——在医疗资源调配上，疫情中心武汉是“低气压”之地，一批接一批的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到。
程诗雨有一次下班时，碰到了一个防护服上写着“重医”的姑娘，她以为对方也是重症医学科的，一问才知道，对方是重庆医疗队的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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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旭旺转到外科楼9楼上班后，第一次见到新冠肺炎病亡者。
那是一位年长的女性。“我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了，心电监护已经撤了，但抢救时用过的药、注射器还在。”他记得，病床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副假牙。
拔掉那些管子之后，郑旭旺用毛巾蘸着温水为她擦拭了身体，为她合上眼睛，最后给她穿了一件病号服，等待殡仪馆的人来接她。他一边做这些事，一边念着“婆婆，一路走好”。
“如果是非新冠（肺炎）的病人，这些事情都是家属做。”30岁的郑旭旺说，这也是让他感到心酸的地方，那位“婆婆”走的时候，医院里隔离的家属哭着打来电话说，“想尽一个孩子应该尽的最后的孝道，也尽不了了。”
转到3楼的负压病房值班后，有一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，“有个病人不听话，他（抽烟）把那个房间给点着了，我们就去打火，打着打着自己就醒了。”
但在负压病房里，很难找到“不听话”的病人——镇静剂让他们一直保持安静。
不用说点火，连用手能够感知的温热在这里都显得弥足珍贵。
四周的墙壁和大多数仪器摸上去都是冰凉的。除了帮病人翻身时能够感受到皮肤的温度，在这两间病房里，温热的只剩下角落里放着的热水瓶、ECMO上维持血液温度的泵、呼吸机加湿器，以及那两根连接ECMO与病人的管子。
郑旭旺想起刚来的时候，连病人的脚都是冰凉的。这里没有什么是属于病人的，除了赤裸的插着管子的身体。病房里不能开空调，也不能用电热毯，护士们只能够给病人多盖一床被子取暖，用毛毯或者浴巾遮住身体私密处。
“虽然她躺在床上没有意识，但你必须保证她的尊严。”程诗雨说，“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。”
在同一栋楼的其他病房里，病人大多是清醒的。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，坐在床边吃饭，躺在床上看《新闻联播》，跟亲人打电话，和病友聊天。
气压隔开了此处与彼处。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并不属于负压病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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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不时，护士们会为病人的眼睛搭一块湿热的白色纱布。程诗雨解释，那是为了保持眼部的湿润，有时候她会发现，即使病人并未清醒过来，眼睛却微微睁着，“时间长了就会很干”。
没有家属，没有护工，给病人擦拭身体、擦屎倒尿之类的任务都落到护士们身上。2个小时看一次瞳孔反射，2个小时翻一次身，每个班都可能需要为病人清理分泌物。如果有病人心率不好，整个晚上他们都要紧紧盯着，以防意外。普通病房里，提醒护士的是病人床头的护士铃和护士站的传呼机。在这里，信号是那些监护仪上代表生命体征的数字和警报。
但警报声只是危险的信号之一。他们需要观察病人有没有活动。“怕如果她动起来，就会下意识地拔管子。”郑旭旺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在空气中比划了20多厘米，这是一根气管插入病人身体内的长度，“就像一根面条卡在喉咙里”。
病房与护士们工作的地方之间，由铅门隔开，医护人员一晚上要进去数十次。就算在外面，多数时候也要透过铅门上的观察窗盯着病人。护士们要记住自己负责的病人的医嘱，什么时候抽血，什么时候用药臼碾药，什么时候把营养液续入泵中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们的动作会因为特殊穿戴变得迟缓，就连在电脑上填写护理记录，敲字也会变慢。为病人翻身更是一项复杂的“工程”。他们的衣服会被汗水浸透，护目镜会蒙上雾气，口罩会勒得耳根像刀割一样疼。
但郑旭旺觉得，跟之前在普通感染病区相比，如今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，那时候他一人要照顾10个新冠肺炎病人，忙的时候“整个病房来回跑”。后来，随着形势的好转，普通病房里已经有床位空出来了，负压病房里他只需要盯着一个人。
眼睛太累的时候，郑旭旺会走到窗户边，取下护目镜，让夜晚干净的凉风吹拂双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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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负压病房，黑夜和白天没有太多不同。不管天色怎么变化，病人总是睡着，护士们总要警惕着。
病房里只有一部智能手机，它的铃声是程诗雨最怕的东西。
私人手机不允许被带入污染区使用，这部医院内部科室的电话，有时候也会联系家属。一旦铃响，就意味着“坏消息”来了——护士们有新的紧急任务要忙了。
凌晨5点前后十分难熬。饿意和困意会比黎明先到。有时打破沉寂的是肚子的咕咕叫，有时是某个人突然的咳嗽声，刺激大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遇到咳嗽者就格外敏感的神经。有时，医护人员坐着或站着，在病房外聊些家长里短，缓解紧张低沉的气氛。他们渴望听到楼下响起拖车的声音，那意味着天快亮了，接班的同事快要来了。
女护士们会聊起星座和孩子，或是婆婆、丈夫。程诗雨和丈夫、儿子“小橙子”，三人分在武汉三镇，每次视频通话都像是“三方会谈”，每次她都要留存一张截图纪念这难得的一次“见面”。病房里的那部手机，她最怕拿起，但外面，私人手机是她下班后迫不及待拿起的东西。
手机那头的“小橙子”会指着电视里穿着防护服的任何人喊“妈妈”，会学着说“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”。程诗雨在屏幕这头看哭过。“小橙子”出生才20个月出头，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。负压病房里总是这样，思念、疲惫、饥饿、恐惧、渴望并存。
跟这个小小的负压病房一样，1月23日封城以后，武汉也是一个“低气压”的地方。人们闷在家里，经历难过、生气、焦急等种种情绪的冲击，期待疫情早日过去，能够出门自由地晒晒太阳。
2月29日清晨，郑旭旺做完交接班时的最后一项任务，阳光已经透过玻璃斜照过来。武汉连续的阴雨，终于在这天清晨被暂时阻断了。窗户外面，医院院子里的迎春花，稀稀落落开着。
医院时是早上8点。往日大厅里拥挤的人头没了，只有脚步声在四周回荡。他怀念一个多月前的那些声音：呼叫器喊着“某某某，到哪个诊室就诊”；嘈杂的人群中，小孩子哭个不停；人们去马路对面的严氏烧麦店“过早”，店员喊着“你要几两”。再看看如今的冷清，郑旭旺总觉得眼下“不太真实”。那也是范学朋医生所怀念的日子，尽管他们那个时候会忙得不可开交。
回到住处，郑旭旺洗了个澡，坐在床边跟同事们聊天儿。大家用很平常的语气，说起身边有朋友“也中招了”，好在是轻症患者。郑旭旺所在的科室有3位同事感染，不过已经治愈并“归队”。他说，大家都希望“早点儿回归正常生活”。这时，一束阳光透过窗子打在他的身上，他说自己已经“半个月没晒过太阳了”。
在病房里聊天时，郑旭旺因为没有女朋友，总被同事们开玩笑。一同值班的护士会嚷嚷着要给他介绍“星座搭配”的女朋友。郑旭旺则调侃说，要给一位姓辛的同事的孩子起名字。他提供了几个选项，有“辛酸”，有“辛苦”，还有“辛冠”。
年03月11日05版
（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）